他認為社會學要中國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國國情，即通過調查中國各地區的村社和城市的狀況，提出改進中國社會結構的參考意見。
“他所孜孜以求的不是使他自己成為一個名重一時的學人在文壇上獨佔鰲頭。他著眼的是學科本身，他看到瞭他所從事的社會學這門學科的處境、地位和應起的作用。”
神奇的筆記本
2016年夏天，我要去西藏墨脫作社會人類學調查。路經拉薩時，巧遇一位居家病床學識淵博的老領導，校友丹增倫珠博士熱心張羅，新朋舊友在八廓街彎曲巷子裡的森蘇大院藏餐館聚會。
酒酣茶醉之時，西藏圖書館的努木館長，拿出瞭一個黃佈精細包裹的東西——就像西藏傳統經書的包裝一樣。他小心翼翼地層層打開，顯露出一個淺褐色的硬皮筆記本，封面是一隻飛翔的鴿子。封頁細密工整地寫著《實踐論》《矛盾論》的學習心得，紅筆加方框標註著“唯物辯証法札記，吳文藻1958年3月初立志學習”“學習毛主席著作筆記本，1960年9月7日再立志記”。這是解放初期的高級筆記本，前面是毛澤東、朱德的標準照片。筆記本右上角註明瞭頁碼，一直編號到49頁，實際記錄到32頁，清秀工整的字體，全部抄錄和記載的是唯物辯証法的學習心得，還有一張1958年4月11日《人民日報》刊登的艾思奇的《哲學要為實際工作服務》的剪報。
吳文藻，就在這麼一個奇特的空間和時間裡出現在我的面前。努木1993—1997年在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學習，來自西藏農村的他傢境貧寒，偶然在垃圾箱邊發現的這個筆記本，本是想做讀書筆記。當他看到吳文藻的大名後，立即精心地收藏保存瞭起來。他說：“我一直在找一個最合適的人，來收藏保存這個筆記本，今天我把他送給你！”因為我也是中央民族大學的畢業生，更因為我的老師費孝通是吳文藻先生的得意門生，於是這本吳文藻的學習筆記，在奇妙的巧合機緣中傳遞到我的手上。
冥冥之中，我感覺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將我拉回到學科發展史裡。1979年9月，我從四川省汶川縣的大山裡，考入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學習。作為一個17歲的少年，一切都新奇而懵懂，隻知道歷史系有輝煌的歷史，一直名人薈萃。我們的任課老師多是他們的學生或是學生的學生。聽說過吳文藻，也依稀見過他與夫人冰心每天傍晚的散步，但離我有著跨時代的遙遠。看著這本古舊的筆記本，感覺學術的血脈傳瞭過來，隨著時光的流逝而變得日益厚重。
學術救國的踐行者
1901年4月12日，吳文藻出生於江蘇省江陰縣夏港鎮。父親與人合開米店。吳文藻5歲發蒙，小學中學表現突出，得到老師厚愛指導，1917年他16歲時直接考入清華學堂。清華學堂為官辦留美預備學校，不僅免費讀書，而且照搬美國教材教學，使吳文藻打花蓮電動床下厚實的現代學科基礎。
1919年的五四運動，吳文藻參加瞭清華的遊行，更受到進步人士和書刊的影響，開始認真思考為什麼讀書的大問題。他認為中國貧窮落後和任人欺凌宰割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的文化和科學技術落後，而要改變這種落後狀況，首先應該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與文化，以學術改造來振興中國。
1923年吳文藻如期赴美國留學，進入達特茅斯學院社會學系學習。吳文藻將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學習美國的現代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博覽群書，廣泛選課。他對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工業化及經濟制度發展格外留心，甚至選修過《社會主義運動史》課，閱讀瞭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及列寧的一些著作。1925年夏吳文藻從達特茅斯學院畢業，獲得學士學位，同年進入紐電動床補助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社會學系學習，更加廣泛地涉獵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法學、歷史學、統計學、人口學、邏輯學、倫理學、生物學、化學等眾多的課程，還擠出時間學習瞭法文和德文。
“以學術研究為祖國服務”是吳文藻留學的信念。他如飢似渴地吸收西方的學術思想，力求將學術研究與祖國需要相聯系。僅僅在哥大學習一年以後，1926年吳文藻就以《孫逸仙的三民主義學說》的畢業論文獲得碩士學位。同年，他還發表瞭《民族與國傢》，這是吳文藻第一篇重磅學術論文，“民族者，裡也，國傢者，表也。民族精神，實賴國傢組織以保存而發揚之”。他試圖將東西方的學術概念糅和在一起來認識和解讀中國的社會與文化，這反映瞭他宏大的學術抱負和學術視野。
兩年後的1928年冬，吳文藻撰寫瞭《見於英國輿論與行動中的中國鴉片問題》的畢業論文，次年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並榮獲哥大頒發的“最近十年內最優秀的外國留學生”獎狀。吳文藻決心選擇社會學和人類學為終身專業，想通過對中國社會的深入研究，提出改變中國社會落後狀態的合適方案。正是在這一信念的支持下，吳文藻在博士學位尚未公佈的情況下，於1929年2月回到瞭祖國。
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同時聘請吳文藻當教員。吳文藻因為深愛的冰心，選擇瞭燕京大學，答應同時為清華兼課。
推動社會學中國化
社會學是在上個世紀初傳入中國的舶來品，最早在燕京大學等教會學校展開。教師、教材、教法甚至最早的中國社會調查，幾乎都是外來的。1922年步濟時聘請6名美國人創辦燕大社會學系，1926年許仕廉接任系主任，倡導講授中國的社會學。吳文藻加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後，擔任起“西洋社會思想史”“傢族社會學”“人類學”等三門課，原先採用的都是英文教本。有感於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的脫節，吳文藻首先為每一門課都編瞭一種漢文教材，並且加入中國的材料和研究內容，每年都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和新得材料加以修改和補充，使之日臻完善。
為瞭更好地推進社會學中國化，吳文藻在國外留學的深厚積累基礎上，不斷追蹤國際學術最新發展，首先系統介紹歐美發達國傢社會學、人類學的代表人物和典型學派。從民族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吳文藻人類學社會學研究文集》，到201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論社會學中國化》，都較為全面地收錄瞭吳文藻付出巨大心血所撰寫的這些文章，為社會學中國化做瞭大量的奠基性工作。他從《文化人類學》概念入手，依次撰文介紹《現代法國社會學》《吉丁斯的社會學學說》《德國的系統社會學派》《功能派社會人類學的由來與現狀》《文化表格說明》《印度的社會與文化》等。在充分吸收國際學術成果基礎上尋找社會學中國化的切實途徑。
然後是引進來，邀請世界著名學者到燕京大學講課。1932年69歲的美國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帕克走上瞭燕大課堂，一頭白發的他第一句話就是：“在這門課程裡我不是來教你們怎樣念書，而是要教你們怎樣寫書。”一下子讓中國學生腦洞大開。費孝通1998年88歲高齡時決心在學術上重新補課，用的就是吳文藻遺贈的帕克的兩本書作教材，花瞭兩年時間寫下長篇《補課札記——重溫帕克社會學》，深情回憶帕克來華故事及其深遠影響。吳文藻專門為燕大師生編輯的《帕克社會學論文集》作導言，系統介紹瞭帕克的學術成就及芝加哥學派，特別有感於帕克“成功不居，提拔青年，鼓勵後進”。
1935年吳文藻擔任瞭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更大力提倡和推行社會學中國化主張。他認為社會學要中國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國國情，即通過調查中國各地區的村社和城市的狀況，提出改進中國社會結構的參考意見。吳文藻先生把此概括為“社區研究”。他專門增設“社區調查”“社區組織及問題”兩門課，先後撰寫瞭《現代社區研究的意義和功能》《社區的意義與社區研究的近今趨勢》《中國社區研究計劃的商榷》。1935年邀請英國功能學派創始人之一的拉德克裡夫—佈朗來華講授“比較社會學”和“社會研究”，吳文藻撰文介紹《佈朗教授的思想背景與其在學術上的貢獻》。燕大社會學系成為當時最流行的結構功能學派的中國研究中心。
再是社會學中國化的實踐。吳文藻認為“以試用假設始，以實地証驗終，理論符合事實，事實啟發理論﹔必須理論和事實糅合在一起，獲得一種新綜合，而後現實的社會學才能根植於中國土壤之上。他主張把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與文化人類學或社會人類學結合起來，對中國進行社區研究，並認為這種做法與中國國情最為吻合，是社會學中國化的一條重要途徑。
吳文藻倡導的“社區研究”，就是要對中國的國情“大傢用同一區位或文化的觀點和方法，來分頭進行各種地域不同的社區研究”，“民族學傢考察邊疆的部落或社區，或殖民社區﹔農村社會學傢則考察內地的農村社區，或移民社區﹔都市社會學傢則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區。或專作模型調查，即靜態的社區研究，以瞭解社會結構﹔或專作變異調查，即動態的社區研究，以瞭解社會歷程﹔甚或對於靜態與動態兩種情況同時並進，以瞭解社會組織與變遷的整體”。
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燕京大學作為教會學校，雖暫時未受影響，但吳文藻一傢無法在北平繼續亡國奴的生活。吳文藻受聘雲南大學並建立起社會學系，擔任系主任，同年又受燕京大學的委托，成立瞭燕大和雲大合作的“實地調查工作站”，吳文藻離開後由費孝通主持工作，在社會學史上留下瞭著名的“魁閣精神”。
1940年吳文藻到重慶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室工作，對邊疆民族的宗教和教育問題進行研究，參加瞭對西北邊疆的實地考察。早在1933年他曾經到內蒙古調查，撰寫瞭《蒙古包》一文。各民族團結抗戰，讓他更深刻認識到民族與國傢的重要關系。他提出“邊政學”這一概念，並撰寫長文《邊政學發凡》，指出：“所謂的邊疆現代化，就是對於邊疆文化，因勢利導，使之與中原文化混合為一，完成一個中華民族文化，造就一個現代化的中華民族國傢”。
開風氣育人才
吳文藻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社會學、人類學傢、民族學傢，更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教育傢。吳文藻認為一個學科的發展，隻靠少數人的努力不行，隻有造就大批的人才，才能取得重大的成就。在吳文藻主持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工作期間，他為中國的社會學和人類學事業培育瞭第一批人才。吳先生門下的“四大弟子”，即費孝通、林耀華、黃迪、瞿同祖，他抗戰時期在昆明和成都培養的一大批學者，都在學術上作出瞭突出的成就。
《開風氣，育人才》一文，是費孝通1995年北京大學社會學所成立10周年時的講話，他強調這次會議同時是紀念吳文藻老師逝世10周年。“這兩件值得紀念的事並不是巧合，而正是一條江水流程上的匯合點。這條江水就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的流程，北大社會學研究所的成立和後來改名為北大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還有吳文藻老師一生的學術事業都是這一條江水的構成部分，值得我們同飲這江水的人在此駐足溯源，回憶反思。”費孝通深情地回憶瞭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學習生涯，是吳文藻將一批優秀青年帶入社會學的學科領域，讓他們樹立起“從認識中國到改造中國”的社會責任。
費孝通1930年從蘇州東吳大學醫預科轉學到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第一個震撼就是留洋歸來的吳文藻，用漢語給他們講授《西洋社會思想史》。吳文藻深知社會學中國化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十分重視發現和培養人才。他很看重牛津大學的導師制，想為中國培養“通才”式學者。1938年他聘請牛津大學的林邁可和戴德華來系協助，打破院系界限，從各系優秀學生中選擇瞭8人受4位導師分別培養。導師制雖因抗戰烽火未能繼續，但親密的師生關系，成為吳門的傳統。
1946年，吳文藻赴日本擔任中國駐日代表團政治組組長並兼任出席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吳文藻滿懷愛國熱忱，1951年歷經艱難返回祖國。1953年任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國內少數民族情況”教研室主任和歷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1958年4月吳文藻被錯劃為右派﹔1959年12月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此後的吳文藻基本從事內部文字工作，與費孝通等人共同校訂瞭少數民族史志的三套叢書，為《辭海》第一版民族類撰寫詞目等，還多次為外交部交辦的邊界問題提供資料和意見。1971年吳文藻和冰心以及費孝通、鄺平章等8人，從下放勞動的沙洋幹校調回北京的中央民族學院，共同翻譯校訂瞭尼克鬆的《六次危機》的下半部分以及海斯、穆恩、韋蘭合著的《世界史》，以後又合譯瞭英國大文豪韋爾斯著的《世界史綱》。
改革開放以後，吳文藻竭力推動社會學學科重建工作。1979年3月在重建社會學座談會上，他以十分激動的心情發表瞭“社會學與現代化”的發言，熱情洋溢地擔任起中國社會學會、民族學會的顧問。海外朋友寄來瞭西方最新出版的17本社會學代表性著作，他據此與學生王慶仁聯名發表《英國功能學派人類學今昔》，又單獨撰寫發表《戰後西方民族學的變遷》《新進化論試析》等論文，積極推介國際最新學術成果和動向。他不顧年高體弱，連續招收瞭二屆民族學研究生，一如既往地嚴格要求、親自上課指導，經常將學生招呼到傢裡討論，要求學生從外文原著學起。他帶病修改指導學生畢業論文，堅持做完4名研究生的畢業答辯，才於1985年7月3日住進北京醫院，以後長期處於昏迷狀態。1985年9月24日早上6時20分，吳文藻靜靜地去世瞭！他留下的遺囑是：不向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火葬後骨灰投海，存款3萬元捐獻給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作為民族學研究生的助學金。
“首先我想說的是吳文藻老師的為人，他在為中國社會學引進的新風氣上，身教勝於言傳。他所孜孜以求的不是使他自己成為一個名重一時的學人在文壇上獨佔鰲頭。不，這不是吳老師的為人。他著眼的是學科本身，他看到瞭他所從事的社會學這門學科的處境、地位和應起的作用。他在65年前提出來的‘社會學中國化’是當時改革社會學這門學科的主張。……從這個角度去體會吳老師不急之於個人成名成傢，而開帳講學，挑選學生，分送出國深造，繼之建立學術研究基地、出版學術刊物，這一切都是深思遠謀的切實功夫，其用心是深奧的。”費孝通以“開風氣，育人才”來評價他敬重的吳文藻老師，既是發自肺腑的感情表達，也在為我們這些後學，樹立起做人做學問的標桿。
習近平談脫貧軍令狀：要下一番“繡花”功夫
重視農業，夯實農業這個基礎，歷來是固本安民之要。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已進入新的歷史階段”。3月8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在四川代表團參加審議時，就農業的重要性和農業農村發展新方位作出新的重要判斷，並強調要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不移打贏脫貧攻堅戰，就地培養更多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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